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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具有先进性的政党，更应该注重发挥非权力的作用，用真理和人格的感召力，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把双刃剑，真正让权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

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

尧效仿上世之功，具备了钦、明、文、思四德，又能躬行允、恭、克、让四行，圣德美名传遍四方，大德恩泽遍及上下，使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朱子将道与统合在一起明确提出了道统概念，并认为汉、唐以来道统无传，《礼记·中庸》所传尧舜之道统源于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成，有着明确的传承谱系。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相传的圣人之道授受统绪：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尧舜禅让是大公无私精神的体现。尽管如此，孔子认为他对于尧舜之道已经登堂，还未入室。

他们常常以尧舜之道期待帝王：明道先生言于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正因为如此，儒家才会认为只有学会分享和让渡的人，才可能建立起社会规范。

如果以大同来思考儒家的天下观念，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儒家追寻一种天下为公的理想秩序必然是儒家天下观的终极目标。受亚当·斯密影响而发展出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类在进行经济决策的时候，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理性判断。感是理解儒家仁爱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是基于其对于人与人之间普遍可理解和可接受的道德意识的认定的可能性，也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的问题。天下观念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人的道德理想的肯定，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人的自然欲望的纠正。

这样，中国作为一种天下，背后是儒家理想的王道价值的呈现。《周易》和《乐记》作为儒家经典，造就了人们对儒家价值认知的一个共同可理解的基础。

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受这样的思路的影响，个体行为的指导原则必然是自我中心的。但在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中，让与分享却一直被肯定，儒家甚至并不将自然的属性方面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标准，而是强调人正是因为其对自然属性的克服而成为与动物所不同的物种。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

通过孟子对孺子入井而产生的恻隐之心，我们可以知道人类道德的原动力来自 共感。这也意味着不同民族（夷夏之间）文明的高低并不是取决于种族身份，而是取决于他们通过努力不断提升其文明程度。按照《乐记》的说法，声音都来自人心，而人心本静，要感于物而动，产生反应。由此可见，尊王攘夷的观念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所重视的。

这六种情绪状态并非人心之自然，儒家十分看重人的生存环境对人的道德意识形成的作用，不但强调圣贤的道德榜样，让人们学习而转化，也强调灌输甚至道德指行的必要性。20 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重新融入世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传统的价值也被激活。

宋代理学家强调天理先在，因此人类之间的感应主要基于对天理的感知。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夷夏关系论说，并不是基于国家和种族的观念，而是一种文明－秩序观念，可以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性理论。

这个理想与儒家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之间存在着张力。《周易》指出 ：感最初来自阴阳的互相吸引，从而让我们能够对别人的爱加以体会和传达。中文里，有礼让敬让等这样的说法。据此，儒家天下观的再发现，既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再认识，也是对于造成目前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反思。更有助于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现代的神经科学研究证明了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个 rSMG 的区域，这个区域负责人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为古老的儒家的感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基础。通过感化，儒家道德的共享基础得以建立，这为儒家的道德原则从家庭发展到天下奠定了基础。

在传统的儒家道德中，基于对家族共同体的肯定，让的价值一直被强调，这不仅被认为是消除家族内部利益争议的原则，放到今天，也可以被视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天下观念的理想和现实 天下一词，在先秦文献中已经被广泛地使用，但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地理上的。

其核心是要突出天子的地位，由此而确立的天下秩序，可能会接近中心－边缘的金字塔型结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当然，儒家的天下观念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复活，一个实践中被认为是可行的方案是必须的。儒家天下观念的复活，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肯定国家的合理性的时候，不能忽视天下的超越国家的人类利益。在严厉的自我否定中，儒家复杂的仁爱理念被解释为只顾及家庭利益的家族中心主义，即既否定个体利益，又忽视国家和天下的利益，这样的认识直到 21 世纪初才被重新思考和纠正。很显然，这些批评都有其知识上和思想立场上的双重支持，不过，从这些批评我们却可以看到一种现实，就是儒家天下观在当下知识界的影响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它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成为当下儒学复兴运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议题。而如果你不能从爱家人扩展到爱陌生人，甚至天地万物，这就是不能理解到人类和所有物种之间的一体性。

除了被人们看重的在个人道德修养和地方秩序建构中的地位之外，儒家在批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提倡一种更为合理的世界秩序方面的可能贡献也得到了许多呼应。而现代性所确立的恰恰是人的自然属性。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赵汀阳先生的著作《天下体系 ：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这本书出版之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与人伦秩序上所存在的差序格局相一致，在地理上也存在着以与王畿的距离远近所确立起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差等性结构。

这样的原则在汉代儒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肯定，比如《春秋繁露》中的《爵国》篇，还有《白虎通》中相关篇章。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儒家对于爱、对于人类的特性的认识确立了个人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的互补关系，也就是如果你不能认识到人类基于血缘而产生的关爱，那么也就不能理解爱，同样也不能学会爱人。后来，孟子说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而儒家的小康是实现大同的基础。

自我中心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同情心和同理心也是与生俱来的。既然，感让我们知道道德意识产生的原初动力，但这样的道德意识如何转化为人们自觉的行为准则，则需要一定的道德教化的过程。

与西方文化十分注重从争夺中确立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儒家更为相信道德的力量会让人类的生存更为富于情感的维度。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